最近，两张关于中国养老金和社保缴费的图表引起了不少讨论。2018年至2025年，中国养老相关财政支出从约1.56万亿元增加到2.96万亿元，增长接近90%。而北京、上海的养老保险缴费基数下限此前已经经历过调整，深圳的相关指标也在2024年出现明显变化。与此同时，全国退休人员数量还在持续增加。 中国养老体系需要支付的钱越来越多，未来领取养老金的人也越来越多。这不仅关系到退休人员能领多少钱，也关系到在职人员的社保缴费负担，以及财政能否长期承担相应支出。 养老相关支出持续增长 2018年中国养老相关财政支出约为1.56万亿元，到2025年增加至2.96万亿元，8年增长约90%。需要注意，这组数据是图表对相关财政支出项目的归集，并不等同于全国养老保险基金的全部支出，也不能直接理解为每年发给退休人员的养老金总额。 从官方数据来看，养老保障确实是一项规模巨大的长期支出。 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布的数据，2024年末，全国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人数约5.35亿人，其中参保职工约3.87亿人，参保离退休人员约1.47亿人。与上一年相比，参保离退休人员增加约543万人。 这意味着，养老保险不仅要保障现有退休人员，还需要应对每年新增的退休人员。 当然，养老保险并不是完全依靠当期在职人员缴费来维持。基金累计结余、财政补助、全国统筹调剂等机制都在发挥作用。但从长期看，退休人员数量、缴费人数、工资水平和财政能力，都会影响养老体系的收支平衡。 社保缴费基数上涨，意味着什么？ 社保缴费基数调整对职工和企业的影响。北京、上海的相关指标近年来有所上升，深圳的数值变化尤其明显。 不过，图中深圳从2360元到4492元的变化，不能直接理解为养老保险缴费基数上涨了约90%。深圳此前的2360元是最低工资标准，并非养老保险缴费基数下限。根据当地相关政策，2024年上半年，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基数下限为3523元；2024年7月起，相关下限调整为4492元。两者相比，增幅约为27.5%。 这一区别很重要。最低工资标准与社保缴费基数下限属于不同的政策指标，不能混为一谈。但缴费基数调整确实会影响企业和职工的实际负担。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缴费基数提高，按比例计算的社保缴费金额也会增加。对于原本按最低缴费基数缴纳社保的职工来说，这可能影响每月到手收入；对于企业而言，则可能增加用工成本。 另一方面，缴费基数也会影响养老金计算。职工退休后能领取多少养老金，还与缴费年限、历年缴费水平、个人账户储存额以及退休时适用的计发规则等因素有关。因此，不能简单地认为缴费基数上涨多少，未来养老金就会按同样比例上涨。 延迟退休，是应对老龄化的重要措施 面对人口结构变化，中国已经开始调整退休制度。 2024年通过的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决定，从2025年1月1日起实施。改革将用15年时间，逐步把男职工法定退休年龄从60周岁延迟至63周岁，把原法定退休年龄为50周岁和55周岁的女职工分别逐步延迟至55周岁和58周岁。 延迟退休并不能消除老龄化带来的压力，但可以延长部分劳动者的缴费年限，增加劳动力供给，并相应调整领取养老金的时间。 与此同时，养老保险全国统筹也在发挥作用。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就业人口结构和退休人员占比存在差异，部分地区养老保险基金收支压力较大，另一些地区则相对宽裕。通过全国统筹，可以在更大范围内调剂资金，缓解地区之间的收支不平衡。 不过，全国统筹解决的主要是地区之间的资金调剂问题，并不意味着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整体成本会自动消失。 不同群体的养老金待遇，应该怎么看？ 不同群体之间的养老金待遇是否存在明显差距？要回答这个问题，不能只看一张财政支出结构图，更不能把某一项财政支出占比直接等同于某一群体的养老金收入占比。 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与企业职工已经分别纳入相应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但两类群体在历史缴费、工资水平、缴费年限、职业年金等方面可能存在差异。要比较待遇是否公平，需要同时考察参保人数、平均待遇、缴费历史、财政补助和各项养老待遇的统计口径。 这里实际上涉及两个不同的问题：一是养老保障体系能否持续运行，二是不同群体之间的待遇差距是否合理。前者涉及人口结构、基金收入和财政能力，后者则涉及制度公平、历史因素和待遇调整机制。两者相关，但不能混为一谈。 真正的压力，在未来的人口结构 养老支出增长，还发生在财政收支面临压力的背景下。财政部公布的2025年预算执行情况显示，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约21.60万亿元，同比下降1.7%；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约28.74万亿元，同比增长1%。 这并不意味着养老金无法发放。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有相应的收支安排和累计结余，财政补助与全国统筹机制也在发挥作用。但在财政收入增长承压、养老相关支出持续增加的情况下，如何安排长期支出，确实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