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参考历史资料结合个人观点进行撰写，文末已标注相关文献来源 （高丽沟） 嘉庆八年，白莲教起义才刚刚平息。 这一年的夏天，一封很古怪的密信送达北京，落入了嘉庆皇帝的手中。 这密信，是告状的。 告状的人呢，叫连任率，福建龙岩人，他告的不是杀人案，也不是谋反案，而是向皇帝揭发了一起看上去并不惊天动地，也不怎么严重的案件，他告的是，有人在盛京（沈阳）高丽沟一带大规模的偷砍树木。 按照连任率的说法，他说自己在六月间亲眼看到，高丽沟一带聚集了两万多人，他们搭起六百多座窝棚用以居住，期间不仅砍伐树木，还弄了铁匠炉子制造工具，他们甚至还有大船，把树木砍下来之后装船运走。 按我们今天看来，这应该是一起盗伐加走私的案件，但在皇帝看来，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儿了。 此前，朝廷为了镇压白莲教起义，已经打了整整八年，付出的代价不可谓不沉重，而白莲教之所以会形成，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流民的聚堆结社，这个时候朝廷最怕的，就是某地突然出现大量的流民，聚众结伙，最终再形成一个类似白莲教的组织，现在盛京的山里出现了一个数以万计的人群，还能制造铁器，还有船，皇帝一下子就警觉了起来。 而且吧，盛京对清朝统治者来说，也是很重要的地方。 当时的盛京，大概就是今天以沈阳为中心的东北地区，这里不仅仅是行政区域，还是统治者心中的龙兴之地，是根本重地，带有特殊的政治意义。 从乾隆五年开始，朝廷就有禁令，限制关内的民人进入东北地区，因为朝廷就不喜欢大量的民人在那里聚集，占地。 但是，这禁令毕竟是纸面上的，执行起来又是另外一回事儿。 我们说清承明制，但清朝没有采取明朝那么严苛的路引制度，人口流动谁也管不了，到十八世纪后半期，关内人口增加，土地压力扩大，贫民，伐木客，采人参的，以及各行各业的商人开始频繁的向东北流动，朝廷所谓的封禁区早就有大量灰色经济活动，木材尤其如此。 （偷伐树木） 这个高丽沟，在凤凰城外滨海一带，偷伐者通常是先进入到山里伐木，然后再把木头丢到河里，集中到高丽沟一带，经过岛屿和海路装船，最后销往山东，天津等地。 其实，盛京本设置有“卡伦”，就是清朝一种有边防和检查性质的哨卡，但是这些卡伦，一来它不是二十四小时的，作用有限，二来卡伦的官兵本身也不是很负责任，工作很松散，长期以来，偷伐者视卡伦如无物一般。 这也就是说，在连任率举报之前，偷伐树木就存在了。 早在乾隆五十六年，盛京将军琳宁就知道当地存在很多偷伐者，但他的处理办法很简单，谁偷伐，他就派官兵进山，把窝棚烧掉，把人赶走，事情就算办完。 这是严重的治标不治本，因为你赶走这一批，还会有下一批，官兵来了，他们就走，可官兵走了，他们还来。 十几年过去，原本只是小规模的偷伐逐渐变成了产业链，有负责盯梢的，有负责砍伐的，有负责运输的，官兵内部都有被腐蚀的，专门负责通风报信。 那面对这样的情况，嘉庆皇帝的处理还是非常谨慎的，他没有立刻命令大军进入高丽沟，而是找了一个在锦州驻防的副都统，叫做策拔克，让他秘密前往盛京，到了盛京之后，会同盛京将军晋昌，盛京工部侍郎巴宁阿一起研究到底怎么办。 皇帝还特别要求，必须低调，千万不能走漏风声，皇帝还说，这人肯定是要抓的，但你不可能两万人全都抓起来，所以只抓组织者，抓首犯，千万不能“多事株连”。 但策拔克到了盛京之后，盛京将军晋昌和侍郎巴宁阿一脸震惊，他们说从来就没听过高丽沟存在这么大规模的盗砍。 这把嘉庆皇帝给气完了，皇帝破口大骂： 《仁宗睿皇帝圣训》：卷之九十八：竟全未闻知，所司何事？ 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你都不知道，你这个盛京将军你干什么吃的？ 挨骂了，那就得赶紧行动起来，于是策拔克，晋昌，巴宁阿就在盛京将军府开始商量要怎么进山，怎么捉人，怎么安排兵力。 本来皇帝说这个事情要低调，不能透露半点风声，但哥仨保密工作做的非常一般，他们要进高丽沟抓人的事情很快被将军府一个叫做李景善的委官给听到了。 李景善和将军府佐领崔守兴关系很好，他就把这个事情跟崔守兴说了，崔守兴又把这个消息告诉了高丽沟附近的守尉庚宁。 为什么要告诉庚宁呢？简单，官场上都是官官相护，互相兜底，高丽沟就是庚宁的辖区，一旦上头进来抓人，必然人赃并获，到时候自己也要承担责任，自己失察，工作严重失误，而且庚宁的很多手下就是这些偷伐者的内应，庚宁要是出事儿了，那庚宁也有上级啊，上级是不是也失察？这难保不会波及更多的盛京官员，所以他们才会像接力棒一样，把这个消息提前泄露给庚宁，让他早做准备。 得到消息之后，庚宁做出一个十分魔幻的决定，他要抢在策拔克等人来之前，先把犯罪现场给毁掉。 于是，他派出佐领额勒经额，骁骑校福庆等人火速前往高丽沟，可不是抓人，而是放火焚烧窝棚，这名义上是驱逐偷伐者，可实际上这却是在给高丽沟的大量的偷伐者们发信号，意思是朝廷来人查了，你们赶快跑。 可以说，这一段堪称大清版本的官场现形记，是全案最为黑色幽默的桥段，嘉庆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