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在最头疼的，还是怎么把经济搞上去、怎么让大家发财吗？ 好像不全是了。 钱确实挣回来了，可怎么分到普通人手里、让大家敢花，这才是更难啃的骨头。 咱们先从评论区里一个常见的现象说起。 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先富起来的群体获得了大部分收益，普通人也能分享到一部分成果。 分配虽然不够合理，存在二八开甚至一九开的情况，但普通人所得部分增长较快，而且前些年房价在账面上一直处于上涨状态。 很多较早购房的60后、70后分享到了经济发展的红利，对分配问题的不满并不大。 但进入经济新常态之后，在高位买房的90后、00后成为社会舆论的主流，加上近两年普通人工资增速骤降，有关分配问题的评论往往能引起大多数人的共鸣。 如果对分配问题进行细化讨论，比如在目前的分配模式中，究竟是政府还是企业拿了大头，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结构近年来有什么变化，哪些方面还有向居民倾斜的空间，大部分人其实并不清楚。 这些问题才是真正弄清我国分配状况的关键。 在拉动我国经济的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中，近几年真正支撑经济增长的一直是出口。 2024 年，我国出口总额为 25.45 万亿元，同比增长 7.1%；贸易顺差为 7.06 万亿元，同比扩大 22.2%，均创下剔除 2022 年特殊时期以来的新高。 从海外赚取的大量外汇，帮助我国经济较为平稳地度过了这几年。 房地产泡沫造成了信贷收缩危机，部分外国人和中国人出售房产、资产后换汇离境，又带来了货币收缩危机，出口在其中都发挥了重要的缓冲作用。 我国作为销售商品的全球工厂，一旦最大的消费国不再购买，短时间内仅靠开发其他市场，还不足以填补巨大的贸易空缺。 既然逆全球化带来的脱钩断链难以避免，高度依赖出口的经济模式也到了不得不改变的时候。 但看数据，我国目前资产价格仍未回升，消费层面的增长完全依靠补贴政策，而非内在的消费动能。 普通居民在对未来收入预期较为悲观的情况下，仍在持续去杠杆，具体表现为减少新增借款、削减不必要的消费、提前偿还银行贷款。 目前我国除了政府在大规模举债之外，企业和居民都不愿借钱，不仅不借，还在提前还款，以优化自身资产负债表，提高抵御风险的能力。 但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借来的钱最终的流向都是居民个人。 而作为消费终端的居民，目前主要面临两大制约消费的因素。 第一个因素是居民资产。 我国城镇家庭约 80% 的资产是房产，而近两年房价持续下跌，使居民的账面资产不断缩水。 前几年房价的几轮大涨，已经让大量追涨的居民背负30年的杠杆入场。 这些债务杠杆本质上是向未来借钱，如果不出现通胀、工资不增长，未来可用于消费的钱只会减少。 而债务杠杆的消除只能依靠时间去消化，我国房贷多为30年期，时间的作用短期内难以显现。 那么，我国经济如何破局，消费如何真正提振起来？ 分析来分析去，其实只有一个方向，那就是推动居民工资增长，进而带动经济走出通缩螺旋，重新回到温和通胀。 这种由工资增长带来的通胀是良性的，只要物价持续上涨，货币会贬值的预期就会重新回到居民心中。 但在眼下的国际国内经济形势下，依靠做大蛋糕拉动居民收入的老模式难度很大，阻力也很大。 而效仿欧美直接向居民发钱，只能起到“授人以鱼”的作用，带来的通胀也很可能是难以持续的短期恶性通胀。 目前唯一行之有效的做法，就是调整切蛋糕的分配比例。 事实上，在改革开放之初的十多年里，居民收入也曾有过高光时刻。 1978年，居民收入占比为51.6%，到1991年最高点时已达67.5%。 这一时期，企业和政府的收入份额都出现了下滑。 1978年改革开放后，我国确立了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收入分配模式，大量私营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企业之间对劳动力的竞争也随之出现。 随之而来的是企业支付的劳动报酬增加，城镇职工工资迅速提高。 同时，这一时期我国放开了对农产品价格的管制，逐步提高农产品价格，使农村居民收入也迅速增长。 可惜好景不长，2000年前后，我国经济发生了两个比较重大的转折。 第一个转折是企业端的崛起。 2001年我国加入WTO，融入全球贸易链，正式确立了出口导向型经济。 出口企业利用国内廉价劳动力，为发达国家生产中低端制造业产品，赚取外汇。 当时生意非常好做，出口产业迅速扩张，投资回报率很高。 高投资回报使企业更注重资本积累和扩大生产规模，从而在分配中倾向于将更多收益用于再投资和资本积累，而非提高劳动者报酬。 自此，企业资本积累的速度开始快于居民劳动报酬的增长速度。 而我国从来不缺劳动力，2000年前后大量农民工开始进城务工，2008 年农民工监测调查启动后的十余年间，农民工总量较快增长，部分年份增速接近 5.8%。 因此，对企业而言，最容易控制的成本就是人力成本，国内制造业劳动报酬占比由此开始持续下降。 第二个转折则来自政府。 1998年7月，房改政策出台，我国延续了近50年的福利分房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