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24年11月出版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通识教材，第九章“大学生恋爱与性心理”里有一个栏目叫“心灵充电站”，标题写的是《对性骚扰事件零容忍》。教材用武汉大学图书馆事件作为正面案例，把女生杨景媛塑造成“勇敢维权”的典型，男生肖某某则被写成“犯了错误、得到惩罚”的反面教材。 教材原文写道：“经调查核实，学校根据相关规定，给予涉事男生肖某某记过处分。这一处理决定体现了校方对性骚扰问题的零容忍态度”。 问题是，法院的终审判决已经下来了，认定性骚扰不成立。而这本书，至今没有勘误，没有更正声明，没有下架，还在全国高校正常发行流通。 时间线：教材跑在了判决前面 把时间轴摊开，事情很清楚。 2023年7月，武汉大学女生杨景媛在图书馆指控同校男生肖某某对其实施性骚扰。舆论迅速发酵，学校在压力之下对肖某某作出记过处分。肖某某家属后来解释，他患有特应性皮炎，当时只是隔着裤子抓痒。 2024年6月，杨景媛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肖某某公开道歉并赔偿精神抚慰金5000元。案件进入司法程序，事实认定尚未有定论。 2024年11月，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正式出版，把这件事写进了教材。主编为梁芹生、白福宝、王欣星。教材编写时，民事官司还在审理中，司法结论还没有出来。 2025年7月，一审法院认定肖某某的动作“存在抓痒的高度可能”，不构成性骚扰，驳回杨景媛全部诉讼请求。9月，二审维持原判。武汉大学随后撤销了对肖某某的记过处分。 法律层面，这件事已经盖棺定论。但教材里那段文字，还停在2024年。 一本教心理健康的书，用最不健康的方式对待事实 这件事最刺眼的地方，不在于教材写错了一个案例。案例写错可以改，勘误可以发，下架可以执行。真正让人难以接受的是，一本教学生“明辨是非”“拒绝偏见”的心理健康教材，自己却把偏见印成了铅字。 教材在案件尚未审结时，就以学校早期的处分结果为“既定事实”，把单方指控当成了司法结论来使用。编审环节没有持续跟进诉讼进展，没有核验案件是否终审、处分是否已被撤销，就把一个仍在争议中的事件固化进了教材文本。 选编热点案例的初衷本身可以理解。教材需要鲜活的素材，需要贴近校园现实，需要让学生觉得“这件事就发生在我们身边”。但热点纠纷和司法案件有完整的、动态的时间线。诉讼未终结、结论未稳定的争议事件，不适合作为是非已定的示范案例写进正式教材。选编涉法案例，核验终审判决、确认处分状态，是不能省略的步骤。 这本教材的编审流程，跳过了这一步。 那个被写成“犯错者”的男生，付出了什么 教材里那行“记过处分”的文字，对肖某某来说不是抽象的案例描述。 事发后，他被“开盒”，照片被P成花圈和遗像，全家遭遇网暴。事后不久，他被确诊创伤后应激障碍，精神病院建议收治入院。法院还了他清白，学校撤销了处分，但清白是一张纸，PTSD是一辈子的病历。 而教材里那段把他定性为“性骚扰涉事男生”、把处分说成“零容忍”的文字，在他已经拿到司法清白之后，仍然在每一本流通中的教材里，一届一届地发给学生看。法院的判决纠正了学校的处分，却纠正不了一本正在课堂上被翻阅的书。 “零容忍”这三个字，在教材里写得很响亮。但它只对指控者零容忍，不对事实零容忍，不对自己的错误零容忍。法院还了男生清白，学校撤销了处分，一本教材却轻飘飘地把清白又收了回去，印在纸上，发给下一届学生。 纠错的速度，赶不上印书的速度 从2025年9月终审到现在，一年多过去了。教材的出版方没有发布勘误，没有发布更正声明，没有下架处理。 一本教材从编写、审校到出版，需要经过多道流程。从终审判决到教材修订，按理说也有足够的时间窗口。但修订的动作始终没有发生。编教材的时候抢在了司法前面，出事之后却选择了沉默。 教材和学术著作不同。学术著作的读者主要是同行，影响面有限。教材发给学生，进入课堂，塑造的是年轻人对权利、边界和是非的认知。一本通识教材在事实核查上失守，伤害的不只是被写错的那个当事人，还有每一个把书里的文字当作“知识”来接收的学生。 讨论这件事，焦点应该落在出版审核的专业责任上，而不是编者的院校层次或学历背景。编审工作是否严谨，和编者任教于哪所学校没有必然联系。真正需要追问的是：一个已经走完一审、二审、学校也已纠偏的司法结论，为什么没有触发教材的任何修订程序？ 法院的判决书早就写好了。教材的勘误页，还没有印出来。 特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