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1日，中国与吉布提发表《关于维护非洲之角和平稳定及红海和亚丁湾航道安全的联合新闻公报》。 公报中提到“双方强调维护红海、曼德海峡航行自由的重要性，强调各国商船根据国际法行使航行权利应得到尊重”！ 在当前的地区语境下，指向性并不模糊。它的听众之一，正是控制着曼德海峡也门一侧沿岸地带的胡塞武装。 这份声明的时机本身就在说话。就在一个多月前，胡塞武装攻占红海重镇穆哈，并进抵扼守曼德海峡中央航道的丕林岛。通行数据随之崩塌，9月10日当天通过曼德海峡的船舶数量一度锐减至个位数，而此前数日尚有二三十艘。胡塞武装虽多次声称其海上措施“仅针对沙特相关航运”，但航运市场的反应从不区分声明与能力。 当一支非国家武装力量在物理上扼住海峡的咽喉时，“选择性封锁”与全面风险之间只隔着一层薄纸。国际航运企业绕行好望角的成本，最终会分摊到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贸易国头上。 中国对这条水道的依赖是结构性的。中东原油占中国进口总量的四到五成，红海—苏伊士航线承担了中国对欧洲贸易的约六成运量。曼德海峡不是遥远的地区新闻，而是中国能源安全与出口链条上的一个关键节点。 此前已有报道显示，中国曾就通行问题与胡塞武装进行直接接触，要求保障中国油轮安全过境，甚至有消息称胡塞武装考虑对中国船只豁免通行费。但“豁免”是脆弱的。 它依赖一个非国家行为体的善意或策略计算，而非一套可预期、可执行的规则。 一旦胡塞武装的战术需求变化，“豁免”可以在瞬间被收回。中国需要的不是一张随时可能失效的通行证，而是一条不被任何单一武装力量随意掐断的航道。 这正是选择吉布提作为联合声明共同签署方的深意所在。吉布提与也门隔曼德海峡相望，最窄处仅约29公里，红海航道承担全球约12%的海上贸易。它不是域外斡旋者，而是直接承受也门战事外溢效应的沿岸国家。 联合公报中反复出现的“尊重红海沿岸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意愿”“避免域外大国动辄诉诸武力”等表述，构建了一个有别于军事护航的逻辑框架，通航安全应当建立在沿岸国的共识与规则之上，而不是由某支武装力量的“例外安排”或某个域外大国的炮舰来定义。 把这份声明放到胡塞武装面前，它传递的信息是清晰的。 胡塞武装此前划定的红线是“只打与沙特、以色列、美国相关的船”，并以此将自己包装为有选择性的、政治性的行为体。 中吉联合声明没有在胡塞武装的红线内做交易，而是把“各国商船根据国际法行使航行权利应得到尊重”作为一项普遍原则提出来。 这等于说：曼德海峡的通航不是胡塞武装可以按国籍、船东或政治立场逐一批注的“许可制”，而是一项不能被任何一方单方面悬置的权利。 当然，一份联合公报不会让胡塞武装放下武器或拆除水雷。它的力量在于划定一条外交底线，并为一个可能持续数年的僵局预先设定评判标尺。 中国在吉布提拥有首个海外保障基地，但其在红海安全上的公开姿态始终以政治斡旋和沿岸国协调为主轴，而非军事介入。这份声明的真正作用，是在胡塞武装试图将曼德海峡“私有化”为准入权限的过程中，引入一个由沿岸国家共同背书的规则框架。 它说给胡塞武装听，也说给所有依赖这条水道的人听，你可以暂时站在航道的咽喉上，但你不能把整条航道变成你的收费站。 特别